是满怀憎恨，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。
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，他也不加答辩。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未批，不论是‘激’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，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，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，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，而暴‘露’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。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，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。
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，只好提出辞呈。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，既不接例慰留，也不准离职。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，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，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。
到他临朝的后期，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，因为不再有人补缺。到万历四十二年，政fu里的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全国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，也不批准处罚官员。这等于将政fu机构的‘激’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。
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，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，那就多给他点零‘花’钱吧。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，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。神宗于是征收商税，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，一切商品‘交’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“矿税”。
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，就要地产的所有人‘交’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作，随带太批流氓恶棍，到处敲诈勒索，‘乱’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，说地下有矿藏，要‘交’矿税。结果天下‘骚’动。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，排场阔绰，‘花’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。建筑王邸又‘花’了二十八万两。
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。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，祈求上天给他惩罚。几十年后，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，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，取名叫“福禄酒”。在明代历史中，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、好‘色’、懒散的皇帝。从万历三大征看来，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。虽然，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。实际上，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，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‘性’。而且，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、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，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。
相比于万历爷跟文官集团的抗争，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政治改制则更有目的‘性’，也并不是为了一己‘私’‘欲’！他是非常的有步骤有计划的！
从崇祯皇帝朱由检重生，一直隐忍到今时今日才正式抛出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在当初建立皇党的时候，就一股脑的开始改现代，不可谓城府不深！
因为重生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的清楚，要对抗实力强大，以高尚的论调为掩盖，实则是一堆八股文造就出来的窝囊废的这么一个群体，自己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有体系的政党来加以对抗！
纵然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这个四不像政党，还不能跟后世中国强大且伟大的政党相提并论，但作为政党的凝聚力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所需求的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