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大宋的文明却在走向现代文明结构的转型中。新生文明还很弱小，带来的生产力还不足以抵御游牧铁骑的冲击。
这就是千年一遇的大变局时刻，哪有那么好梳理的？总之，在原始文明的惯性碾压下，大宋这个孕育了新生文明的国度，就这么猥琐地倒下了。
要说历史上的赵佶，其实还是办了不少惠民实事。虽然很多福利都给那些胥吏搞成四不像的残民手段。但是毕竟也有很多实在的惠民国策被保留下来。
不过民间的百姓都这样，你给他好处，他很容易忘记，甚至还要觉得理所当然。你招惹他的利益，他就要和你不死不休地缠斗。
崇宁四年五月，赵佶下旨曰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天下承平日久，民既庶矣，而养生送死，尚未能无憾，朕甚悯焉。今鳏寡孤独，既有居养之法，以厚养穷民。若疾而无医，则为之安济坊。贫而不葬，则为之置漏泽园。”
身居九重至尊，赵佶并没有忘怀这些无依无靠的底层百姓。也并未像其他皇帝一样惺惺作态。而是实打实地由国家拨款，设立专职慈善机构，并在整个大宋地方全面铺开。
无论幅度之大，还是深入持久时间之长，在古代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。即使安宁所在的后世，也只可类比，难言超越。
此外他又兴教育之举。扩大太学规模。蔡京任内甚至进一步将太学模式扩至全国州县，兴办州学、县学。甚至此后安宁又在海州创办了新型的乡学体系，以及羽山大学。
赵佶其人志向也大，他不仅要继承父兄强国的梦想，亦要比肩历代名君，求万世荣名。无论用了什么法子，燕京的确被他收回了。此外，他还有重开河湟之功。
虽然任内兴了花石岗、修了艮岳，所费不小。但其比起前朝帝王园林、后世的园明园，规模也都要小得多。以大宋之国力，一个花石岗还不至于动摇国本。
方腊、宋江皆因花石纲起事，但梁山实无几人，乱无多时。方腊虽盛，亦不过五月之长。和诸朝动不动起义席卷半国、涂炭生灵十数年的规模比较，根本就无从相论。
至于所谓奸邪乱政，虽有，但也不至太过。蔡京文采能与苏轼齐名，他虽是权臣，行得诸多恶事，但他更是一个理财高手，于新法上多有创新。
童贯虽以太监帅军，但他在复西湟、平方腊中确有战功。其志就是于军中取不世之功勋，并无太多乱政之劣行。当时以其为复北之帅，也不算太大失误。
至于其它失政？如信道兴观，一县不过一处，有的还是寺庙改建。说他好女色，后宫也就七八十人，子女四五十个。
说他偷会李师师，也不过民间传谣罢，怕无实事。不然安宁为李师师赎身时，内侍李彦也不会一言不发。李师师更不敢去痴缠安宁，为他生儿育女。
总之，赵佶在位二十几年，地方虽有诸多乱象，但也并非到了民不聊生、天下大乱的地步。整个社会基本安定，朝政也算平稳。
其心也仁，其志又大，其人非愚。方方面面看，赵佶都算不上昏君。其心无恶，任内也并无残暴杀戮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为何金国一来，这大宋就要大厦倾覆呢？
更何况，金国这时候根本没有灭掉大宋的打算。金兀术来回地折腾文书，不断敲诈勒索，他感兴趣的也不是大宋的江山社稷，而是大宋的土地和财富。
结果，大宋就是亡国了。奇哉怪也？可是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在安宁看来，赵佶的败亡，还是因为他聪明太过的缘故。然后他就要自持聪明，尝谓吾辈天资之人，牧民之妙手，又岂受那些世间理法拘束？
乃视朝廷制度、大宋律法如游戏，率性为之，合则用，不合则弃。于是做事草率轻浮，他每件事看起来都没太大过错，可一件件小错累积下来，那就很要命。
凭借乾贞记强大的渗透钻营，太子赵桓和李纲等人的那些内禅谋划，想要瞒过安宁，其实很难。但是安宁之所以对赵佶内禅之事不发一言，还真就是觉得没用。
这爷俩，其实谁上、谁下，结局都不会太大改变。说起来，赵佶虽嬉于文事，但军政经验、任人揣事的本领远胜其子赵桓。
史上的赵佶若不匆匆内禅，金国第二次的汴京之围未必就能破城。
但那又如何？尝到了甜头的女真人，难道就不能第三次、第四次攻打过来吗？甚至不要攻破汴京，光是每年上千万贯的岁币，也能活活拖垮他大宋了。
单靠此前那样修修补补，那就是在筑草为城，根本没法守护这大宋的。
这才是最近安宁一昧消沉、彷徨的原因。